美孚公司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位

　　就某种程度而言，近代中国的沉沦，也意味着以生物质能源为驱动力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崩溃，以及建基在矿石能源之上的工业强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坐大。中西双方这种基于能源结构差异的国力消长，不但使矿石能源成为国人的新宠，矿石能源生产商也得以背靠母国，在中国市场上攻城掠地。在逐鹿中原的欧美能源大鳄之中，美孚公司(Standard Oil Company)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位。

　　技术的力量，是美孚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拥趸众多的物质基础。较高的技术水准，使美孚的1加仑煤油就可以维持240个小时的照明，成本和效率比豆油、蜡烛等传统照明燃料更有优势。因此，早在1910年代的北京，煤油就成为主要的夜间光源。连京郊贫苦者也用煤油灯取代了老式的豆油灯芯。印有“标准石油”(即美孚公司的正式名称)字样的油桶到处可见，或被村民当做盛水工具，或被制成屋顶和火炉。

　　洋油的大量进口打击了本地的植物油业和蜡烛业，使美孚的煤油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。外国记者不无欢欣地写道，“不仅富室和商店采用煤油，本地的街灯也使用煤油了。植物油和蜡烛已遭到被煤油所代替的厄运。豆油业也感到了竞争。”尽管近代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有可能使美孚的油品销售受到影响，但这并不能阻碍国人对于优质商品的追捧。一旦抗争尘埃落定，美孚油品依旧是旧中国各种燃具和机械最有效的动力。正像民国《申报》所评论的，“审别美恶之知识，人人皆有。即一时感触于心而勉用不适宜之国货，然久而久之终不能逃此优胜劣败之公例。”

　　美孚公司还大力改进其在华业务管理和营销，以便使其油品毫无阻碍地灌注至中国城乡最深最远的角落。

　　营销体系

　　与同时期其他国际垄断集团一样，美孚的管理机构分为总公司、公司、分公司、经理行和代理处四级，逐级对上级负责，公司集中控制。总公司设在上海，统筹管理所有的中国业务。分公司则设在汉口、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，大班由上海总公司指定，全系洋人。

　　分公司是美孚在华营销网络的中枢，不但负责在各地设立油栈或储油池，而且还有权基于市场情势，自主改变推销模式和网络。汉口分公司曾在沙市、宜昌、重庆、长沙、常德、津市、老河口设立小型经理行，并为其委派经理。这些小型经理行各有一定经营区域，可在辖区内的大中城镇，物色可靠华人设立若干经销代理处。湖北的武穴、沙洋、新堤、樊城，河南的郑州、许昌、漯河，湖南的常德、岳阳、益阳、湘潭、衡阳等处，都设有规模较大的经销代理，分别按区域隶属各小型经理行，并接受所在经理行和汉口分公司的双重领导。

　　在经销代理以下，还有设在村镇、层级更低的三等分销店。虽然这些分销店提油进货需要缴纳押金，但如果是现金押款，由美孚按照年息5厘的标准给予利息补偿。超额推销的经销店，不但可以得到超出押金额的供油，而且每月都可以得到销售佣金，煤油为5%，其他油类为2%。除亏空倒闭外，无论运输在途或店存油料遭受天灾人祸的意外损失，概由美孚负责，不予任何追究。正是这种稳赚不蚀的买卖，使经销者与日俱增，销量大涨。1915—1938年，汉口分公司的平均年销油曾达2728.8万加仑。

　　从生产、运输、存储、销售到相应保险，美孚公司借助层级制管理网络和直接供货的方式，不允许任何环节脱离总公司的控制。不但可以保证源源不断的本地营销者加入，从而使销量不断上升，而且也有利于控制油价和油品，以免经销商上下其手，影响其经营战略的稳定和推进。

　　员工和代理商是营销网络的重要节点，直接关乎公司的运转与效益。因此，美孚公司不但为中国员工提供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公司的薪水，而且为其代买纽约总公司的股票，并为其设置陪储金。所谓陪储金，就是要求员工将每月工资的10%储蓄在公司账户，再由公司额外为其追加储蓄10%，作为奖励。美孚还为中国员工初步设立了退休制度。凡工龄25年、年满55岁者即可退休，退休后的工资仍按照任职时的薪水额度发放，直至死亡。1947年前后，由于国共内战造成法币贬值，美孚公司曾以实物计值一次性发放的方式，为退休或退职的中国员工支付了退休金。

　　尽管代理商与美孚公司仅有交易关系，但美孚同样非常重视。1941年，太平洋(601099,股吧)战争爆发，日本切断了美孚在华南地区的油料输送网络，柳州加油站及其营销代理因此闲置。但美孚不但没有抛弃这些代理，而且以1941年10月31日为界与其结算，并在两年后支付了代理商押金的利息。美孚如此操作，不但得到了更多代理商的认同和支持，而且为战后重新恢复销售网络节省了成本和时间。

　　华商竞争

　　在构建营销网络的过程中，中国同行的竞争始终是美孚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阻碍之一。虽然美孚公司在这场华洋之争中不具备道德优势，甚至还常常受制于华商挑起的公众敌意，但它有着足够的资本和技术实力与之展开价格大战。进入市场之前，美孚公司往往不惜工本大做广告，开展廉价促销，同时向公众免费赠送油灯和灯罩。一旦受到微利吸引的民众开始在生活中依赖煤油，即与英荷亚细亚石油公司(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)和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(The Texas Company)协调提价，以便共同支配和瓜分中国市场，排挤外来竞争者和中国同行。据上海德士古公司职员李定峰回忆，三公司曾为此达成协议，相约“维护三公司已占有中国市场的现状不受破坏”;“保持三公司通过经销行渠道的销售比例现状，规定统一的销售价格及佣金率，互相通报实销数字和经济情报，必要时调借油料”。若“有关于中国政府机关交涉事宜，三公司应采取一致行动。”

　　外资在华能源三巨头的价格联盟，使得美孚公司获利丰厚。据学者张小欣研究，广东全省海关1930年度的煤油进口量为22855651美加仑，少于1929年度的24427456美加仑，但进口价值却多出2210544海关两，其背后正是三公司逐步提高价格、谋取垄断暴利的结果。当地报纸为此怒斥美孚等三公司“瓜分中国市场，更恃其势力之大，协定中国煤油价钱，共同抬高之，以求获得较易得之厚利，使我实业交通与日常需用，皆不得充分之廉价煤油以应其尽量之使用，不能发达。”

　　煤油贸易的暴利，也吸引了国内的华商。1930年，广州的煤油商人从美孚等公司购入提纯不完全的进口柴油，再从中提取煤油对外销售。这种土制煤油尽管色泽不佳，且燃烧效能低于美孚煤油，但价格更低，上市后很受公众欢迎。为防止土制煤油抢夺市场，同时进一步打击广州本地华商，美孚联合另外两家公司联合抬高柴油价格，同时在油中搀入其他化学原料使其难以提炼。三公司甚至在广州设厂，直接从柴油中提取煤油，并很快推出“桃花”牌、“经济”牌和“月光”牌煤油进行降价销售。受此影响，广州当地的土制煤油工厂次年即相继停业。《广州民国日报》不禁哀叹：“现在土制煤油销路，受此种经济煤油所压迫，已大受影响。倘政府及煤油业商人，若不从速建立对策，恐终不免为外人煤油公司消灭土制煤油业”。

　　不甘示弱的华商只能求助于共同体的支持，以经济民族主义旗帜唤起国人的认同和政治家的介入。1933年，广州、汕头、南海等地的土制煤油同业公会先后成立，要求政府对土制煤油进行保护。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不但予以支持，而且促成广东省政府为美孚等外资公司“量身打造”了《特种柴油进口登记办法》。该法案规定，凡进口特种柴油者，需要缴纳登记费每吨大洋4元，而且只能供应给已在本地注册的煤油制炼企业，企图限制美孚进口和提纯柴油。但是，由于美孚等企业在缴费注册后继续降价，广东省府被迫给予土制煤油厂商每罐1元大洋的补助，每吨4元的柴油进口登记费也只收一半。

　　陈济棠主政广东后，鉴于之前征收的煤油、汽油特税属于全额上缴的国税，无法为本省所用，无法为反蒋提供足够的经济储备，随即颁布《广东省煤油贩卖业营业税征收章程》，每10美加仑煤油加收3元广东省地方税。美孚拒绝响应，但华商表示支持，而且说服陈济棠在他们完税后返还1.5元的国货津贴。美孚等外企的价格竞争因此破功，土制煤油随之畅销。1934年2月18日《广州民国日报》为此大表欣慰：“该业深得政府维护，贸易更呈稳固。近日土炼煤油受原料油渣( 指柴油——笔者) 及硫酸等跌价之赐，颇能图利”。暴利甚至吸引了军方。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拨款给邓瑞人，让其在广东设厂炼油。

　　美孚的处境尽管被动，但反击却很精准。随着陈济棠在福建反蒋行动的挫败，以及中共红军反“围剿”的失利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势力不降反升。陈济棠主导的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被迫取消，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。美孚随即找到焦头烂额的陈济棠，利诱其取消土制煤油厂商的津贴。双方随即签署合约，美孚与另两家外资油企预缴税款1000万港币，陈济棠则取消土制煤油厂商的所有津贴和税务优待，强令其按章纳税。后来更以设备简陋为由，强令其更换“危险”设备。官方还限制柴油进口，致使土制煤油生产原料骤减，生产成本上升。最终索性颁布《土制煤油业整顿归并办法》，要求每月所需柴油不足10吨的炼油厂合并或停业。广州的土制煤油市场已基本瓦解，美孚公司取得完胜。

　　博弈政府

　　事实上，土制煤油厂家并不是美孚在华利益的最大威胁。它真正在意的，是南京政府的能源国产化战略。抗战结束后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始组建中国石油(601857,股吧)公司(下称中油)，统管全国石油业务。中油董事长翁文灏不但希望在西北开采石油，而且计划利用日本人留在东北葫芦岛和台湾高雄的炼油厂炼制石油, 以节省外汇和实现石油国产化。美孚纽约总公司副总经理致函翁文灏，希望由美孚和壳牌两家公司为高雄炼油厂提供原油。但为了避免被美孚所制，翁文灏没有与美孚接洽，而是选择了出价较低的英伊公司(即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)。

　　在无法对中国的选择表示反对的情况下，美孚转而向美国政府施压，迫使其向中方明确表示, 中油公司不得利用美援购买原油，以免对美国石油公司的营业产生影响。此招很快奏效，中油在与英伊公司签约的同时，被迫向美孚的合作伙伴德士古公司购买了50万吨原油，而且数量是前者的两倍。不仅如此，美孚还破坏了中方与英伊公司的合作开发油矿的计划。1947 年初, 翁文灏以资金和技术不够为由，邀请英伊与漫天要价的美孚等公司一起，参与甘肃、青海的能源考察，意在“以夷制夷”，规避风险。但美孚随后将壳牌和德士古拉入，声称资金和技术足够，从而使中油公司失去了邀请英伊公司的理由。

　　美孚公司能够阻止中国能源国产化，不仅仅在于它对世界各地油源的掌控，以及技术、管理和营销手段的优异，更是因为它能够利用条约体系和强大资本在中国任意抢夺商业高地。学者陈礼军认为，自晚清以降，美孚就一直在中国各地建立数量庞大的储油设施。即使国民政府的中油公司接收了日伪所有的储油设备，也仅占有民国实际储油能力的两成，其余则被美孚等三家外资油企瓜分，而美孚份额尤大。与此相应的是，1946年至国民党败逃台湾，中国的车船、机器和夜间照明的油料供应一直掌握在美孚等外企手中。